那人站定，篮子一歪，里面花生瓜子乱晃一地：“您买瓜子？”
李成摆摆手：“问你个事儿。县衙在哪？”
那大个子挑眉一笑：“这不就是嘛！”
李成一怔：“寇准住这儿？”
那人脸色一变，显然对“寇准”二字颇为忌讳。他压低嗓门，有些不满地说：“哪能直呼我们老爷的名讳？不过看您衣着不俗，我就不计较了。县太爷现在在后头住。”
“那里面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？”
“这两天没人来打官司，老爷闲着就出去监修桥梁去了。”他举起篮子晃了晃，“这是老爷给我们出的主意，说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挣点小钱补贴开支，咱衙门也不是吃皇粮吃得起的。真要敲鼓了，我们再回大堂站班。”
“你是衙役？”李成一挑眉。
“那是，正牌大都头刘超！”他挺了挺胸膛。
李成听完只觉荒唐，心里暗想：衙门大都头，县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如今居然在街口卖瓜子？这寇准莫非是疯了，还是这衙门真是穷疯了？这得细细打量。
正胡思乱想间，忽然听到远处一阵喧哗：“别打啦！喊冤去！”“冤枉啊！”几名村夫模样的男女呼号着跑来，一个壮汉抄起那面破鼓，狠狠砸了一记，“咚——”的一声，尘土四起，声音虽闷，倒也唤得整个衙门顿时动了起来。
刚才那刘超扔下竹篮，撒腿就往后堂跑。转眼间，堂后一阵喧哗，只听一声大喝：“肃静！县太爷升堂——”紧接着一连串“威——武——威——武”的喊声响起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死气沉沉的衙门焕发了生机。
李成忍不住笑出声来：“有意思，刚还卖瓜子的，转眼就变成堂前威声官吏，真是开眼了。”
他将马缰递给小太监，拨开人群想要看看“这出戏”究竟演得如何。
忽见后堂走出几名气喘吁吁的差人，乱哄哄站到大堂两侧，高喊：“有请县太爷！”
话音未落，一个身影从屏风后缓缓踱出。
李成凝目望去：那人年约三十许，面容清朗，双目有神，眉如远山，齿白唇红，身姿不高却端正沉稳。只不过这一身装束，实在令人难以恭维——头上的纱帽年久失修，一边翅膀耷拉着用麻绳绑住，另一边却高高翘起；身上官袍洗得发白，看不出原色，补丁累累，线头横飞；那玉带也早脱线变形，耷拉着像条干瘪的蛇；靴子更是前后开花，前面露着脚趾如蒜瓣，后面破得能看见袜子，简直不像是一县之尊。
可那人却神色自若，撩袍正身，昂然而坐，拂袖拍案：“来人！击鼓鸣冤者何人？带上堂来！”
李成看得直乐，喃喃道：“这官，真不一样。不知是荒唐，还是别有一番风骨……”
他眼神渐渐收敛起戏谑之色，直觉这衙门虽穷，这位县令，却未必庸俗。寇准啊寇准，你到底要唱的，是哪一出？
县衙堂外，刘超吆喝着：“父老乡亲，刚才是谁击鼓鸣冤？快些上堂，县太爷在堂上候着你们回话呢！”
一会儿，堂下一阵骚动，挤出两个人来，一前一后上了台阶。前头那人年纪不大，二十出头，肩宽背厚，臂膀壮实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露出青筋虬结的双臂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他脸庞泛着酒气与火气交融的红光，一双眼睛圆睁如铜铃，带着怨愤与不甘。后头那人年近不惑，身材瘦削，一身破旧青袍因年久失修而起了边角，头戴一顶旧方巾，额前还贴着块白骨安神符，满脸掩不住焦躁和心虚，正是个算卦的。
两人走至堂下，齐声高喊：“县太爷，小人冤枉啊！”
寇准坐在堂上，面容冷静，目光沉稳。他抬了抬手：“不必吵嚷，有冤屈便说来听听，本县自有明断。”
那卖肉的大汉首先开口，嗓音粗重却透着急火：“县太爷，我姓郭，是这县里卖羊肉的，打小家里穷，至今连媳妇都娶不上。昨晚上我这表哥来了，就是他，我见他来了高兴，就倒了点酒招待，酒过三巡，我跟他说，‘我这手里攒了二百文钱，准备娶媳妇的，到时你还得来喝喜酒。’说完我把钱拿出来给他瞧瞧。他当时还笑着说‘兄弟，钱要收好了。’可今儿一早他走了之后，我一摸钱，全没了！”
他咬着牙往后指：“我立马赶去他家，问他要，他竟然说‘我没拿你钱，你别乱说。’我气不过，在他屋里找，结果在他褥子底下摸出一串钱。那钱是我的不错，可是绳子不对，而且只剩一百五十文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他还说是他的，请县太爷明察！”
寇准听完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你说得清楚。那我问你了——你这算卦的，怎么解释这钱的来路？”
那瘦弱的算卦先生此刻脸色发白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仍勉力辩解：“老爷，我是念书人，虽混口饭吃也知道做人礼数。他是我表弟，我怎能偷他的钱？再说他丢的是二百，我这是一百五十，数目也对不上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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