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，江苏沿海的烟墩山还是一片荒莽。山上全是密匝匝的松树和灌木丛，藤蔓缠着藤蔓，把整个山头裹得严严实实，像个捂了太久的罐子，掀开盖子就是一股闷出来的土腥气。山顶的水库很大，水面终年泛着一层铁灰色的光，风过的时候不起浪，只起一阵细细的褶，像什么东西在水底下慢慢翻了个身。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靠这水库吃水，所以园林局必须派人守着。
看山的活儿没人愿意干，山上孤零零的，没有电，没有邻居，下山买包盐都要走半天山路。后来园林局就近找了一个邻村的残疾人。老王，四十来岁，一条腿瘸得厉害，左腿短了一截，走路的时候整个身子往左边歪一下、再拽一下，像个被压弯了的树杈。但他力气不小，脾气也硬，在村里跟谁都合不来，谁也不愿意跟他多打交道。局里给他开了份工资，他带着哑巴媳妇和七八条土狗上了山，在离水库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搭了三间石屋，住了下来。
老王好酒，也好打猎。他腿脚不好，但狗训得有一套，几条土狗跟在他身后，进林子从来不乱跑。他手里的猎枪是早年自己改的，一杆老式的单管猎枪，枪托磨得发亮，准头却很准。山上野兔野鸡多，偶尔还能碰上野猪，老王隔三差五进林子一趟，从来不空手回来，小的拎几只兔子，大的跟狗一块儿把野猪逼到沟里放了血，回来煮一大锅，分给狗吃。
那年秋天，天闷得格外反常，入秋了蝉还在叫，叫声黏糊糊的，贴在耳朵上撕不下来。树叶一动不动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按住了，连风都绕开了山头。山下村庄里，老黄狗趴在树荫底下连舌头都不伸了，院子里的水缸干了底，井口冒出来的水像从鼻孔里漏出来的气。有人扛着锄头走过田埂，鞋底带起的土块干得发白，一拍就碎成粉末。山下的空气越来越黏稠，像是整个村子被一口倒扣的大钟罩住了。
老王带着五条狗上了后山。那天他本来是想打几只兔子，沿着山腰的小路转了大半圈，没看见什么活物，正打算往回走，忽然听见灌木丛里有动静——不是兔子那种细碎的窸窣，是闷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搁在落叶堆里翻了个身，又不动了。他放轻脚步，端着枪慢慢摸过去，拨开一丛带刺的野蔷薇，看见一个塌了一半的土洞。洞口潮湿，长着暗绿色的青苔，边缘有被什么拱过的痕迹，泥土上还印着几道浅浅的爪印，比猫爪大，比狗爪圆，像是刚留下没多久。
洞口趴着一只幼崽。褐色的，毛很短，细软的胎毛还没褪干净，没睁眼，耳朵耷拉着贴在脑袋两侧，肚子一起一伏地喘着气。它蜷在一堆被压实的干苔藓上，像是刚从母亲怀里滚出来，还没来得及被舔干净，就被人撞见了。老王伸手把它拎起来，在手里掂了掂，不大，比兔子沉一点，温热的，像一小团刚被剪下来的活肉。他翻过来看了一眼，看不出是什么动物，不是狐狸，不是獾，也不像野猫。那天他走了一整个下午，一口水没喝，脚下踩过的腐叶和碎石都没在记忆里留下形状，除了手里那只幼崽的触感。他不该带回那只幼崽。
他随手把它丢在了地上。
身后的猎狗一拥而上，争抢的声音在树林里回响了很长一会儿，然后就是一段很长的安静。老王站在原地，端着猎枪，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，没有扣下去，也没有放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转身下山，鞋底踩碎了落在地上的干树枝，每一步都像在拆散什么。
那天晚上回到石屋，哑巴媳妇看见他满手是泥，裤腿上沾着细碎的血点，血点已经干了，颜色发暗。她做了个手势问他打着了什么。老王把枪靠墙放好，摇了摇头，坐下来倒了碗酒，酒从壶口灌进碗里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地长，像有人在往一个很深的容器里反复注水。他喝了第一口就放下了，碗沿搁在桌面上，没有动第二下。
从那天夜里开始，石屋的柴门被人敲响。
每天夜里十点过后，敲门声准时响起。三下，停一下，不急不缓。那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地穿透石墙和门板，像有人在门外站了很久，知道门后的灯还亮着才终于伸出手。哑巴媳妇第一次去开门的时候，门外空荡荡的，月光照着满地落叶，一只土狗趴在屋角睡着了，尾巴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地面，像是被什么声波推着才动的。她关上门，回屋写了几个字：“没有人。”老王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烟袋搁在桌上。
第二天夜里，敲门声又来了。老王端着猎枪蹲在门后，从门缝里往外看——外面什么也没有，月光把石阶照成青白色，连一只老鼠都看不见。他把枪托抵在肩上，等了半个时辰，门缝里只有风灌进来的凉气，那股气味越来越浓了，浓得像刚从土里翻出来的腐殖质，被夜露浸透了，又蒸了一整天才散开。敲门声停了，他拉开门，一道黑影从台阶底下蹿了出去，他没看清是什么，只看见它的尾巴比身体长，贴着地面扫了一下，像一道没有擦干净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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