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，是新家峁最大也最致命的短板，同样也是整个陕北，是整个北方地区，是小冰河时期的主旋律。
春播结束后的第三天，天色依旧是那种刺眼的湛蓝，连一丝云彩都没有。李健清晨起来，习惯性地抬头望天，心又沉了几分。已经连续七天没有下雨了，地里刚播下的种子正在土里挣扎，急需一场透雨来唤醒它们。
他走到峁东头的那口老井旁，井台上已经排起了队。男人们用木桶打水，小心翼翼地倒进自家的瓦罐里，生怕洒出一滴。井水的水位明显下降，去年这时候，用绳子一丈就能打到水，现在得一丈五才够得着水面。
“李头儿，这水只够人喝，牲口都减半了。”管水的钱老倔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“更别说浇地了。一千亩地啊，就算每亩地浇一桶水，也得一千桶。可咱们一天总共才出五十桶水，全浇了也不够半亩地。”
李健没说话，弯腰从井里打了半桶水上来。水质清澈，但量太少了。他掬起一捧喝了一口，水很凉，带着地底特有的甘甜，可这甘甜此刻尝起来却有些苦涩。
他想起数据：陕北地区年均降水量不到四百毫米，而蒸发量却高达一千五百毫米。十年九旱，三年一小旱，五年一大旱，这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诅咒。去年算是难得的风调雨顺，可今年开春以来，雨水明显比往年少。
“得找水。”李健在地图前沉思，手指在羊皮地图上缓缓移动，“或者……把现有的水利用起来，一滴都不能浪费。”
这幅地图是周大福带着几个年轻人花了半个月时间绘制的，上面标明了新家峁周围五里内的地形、水源、道路。虽然粗糙，但已经是这个时代难得的精密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李健召集了水利专题会议。参会人员不多，但都是精挑细选的：周大福（最熟悉周围地形，能在山里不迷路）、吴先生（读过些杂书，有点理论知识）、赵木匠（施工专家，手艺精湛），还有钱老倔——老人家坚持要来，说自己“年轻时在老家修过渠，懂点门道”。
会议在李健的窑洞里召开。羊皮地图摊在土炕上，几个人围坐一圈。晨光从窑洞的窗户斜射进来，照在地图上，把那些线条勾勒得格外清晰。
“目前已知的水源，”李健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标记，“咱们峁里有一口井，日产水约五十桶，这是最稳定的。后山洼地有渗水，冬天我勘察过，一天能渗出大概十桶水，但分散，收集困难。南边三十里有温泉，水量大，但太远，引水过来不现实。”
他在每个水源点旁都用炭笔写了数字，简单明了。
“那咋办？”王石头蹲在门口旁听，忍不住插话，“总不能挑水浇地吧？一千亩地，就算一人一天挑十趟，一趟两桶，咱们一百号劳力，一天也才两千桶，一亩地分两桶，顶个屁用！挑到猴年马月去！”
王石头的账算得糙，但理不糙。房间里沉默了，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鸡鸣声。
“修水渠。”李健打破沉默，手指在地图上从后山洼地划向最近的地块，“从后山洼地修条渠，把渗水集中起来，引到地里。虽然水少，但总比没有强。而且这水是长流水，日夜不停，积少成多。”
“水渠怎么修？明渠还是暗渠？”吴先生捻着胡须问。他是峁里少数识文断字的人，年轻时在县城当过账房先生，后来世道乱了才逃到乡下来。
“明渠蒸发太大，”李健摇头，“咱们这点水，经不起晒。用暗渠，埋地下。”
“用什么材料？石头？木头？还是砖？”赵木匠问得实际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，手指关节粗大，布满老茧，一看就是干了一辈子手艺活的人。
“用陶管！”周大福突然眼睛一亮，拍了下大腿，“咱们能烧陶啊！陶窑现成的，烧陶管！陶管不怕水泡，埋地下几十年都不会坏！”
周大福是陶窑的负责人，去年冬天就是他带着人建起了新家峁第一座陶窑，烧出了吃饭的碗、盛水的缸。虽然粗糙，但能用。
“对！”李健一拍炕沿，“烧陶管，埋地下，防蒸发，还干净。就这么定了！”
水利工程正式启动了。李健当场宣布分工：
周大福带陶窑组，负责烧制陶管。这是最关键的环节，陶管的质量直接决定水渠能否成功。
赵木匠带施工队，负责挖沟埋管。他手下有二十个青壮劳力，都是干活踏实的好手。
王石头带劳力队，作为辅助施工力量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。
钱老倔当“技术顾问”——虽然他自己嘟囔“懂的那点技术早就过时了”，但李健坚持要他参与，老人家的经验很多时候比理论更有用。
吴先生负责记录和测算，每天要记下进度、遇到的问题、用了多少材料等等。
散会后，众人各自忙碌起来。李健站在窑洞口，看着渐渐升高的日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知道，这将是新家峁开峁以来最艰巨的工程，比开荒更难，比春播更复杂。但如果成功了，新家峁就真正有了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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