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日,郏县明军大营。
连日的休整,并未能真正缓解军队的疲惫,粮草短缺的阴影日益浓重。孙传庭终于等来了朝廷的第一道旨意——嘉奖令和催战令。
行辕内,香案早已设好。孙传庭率领麾下主要将佐,跪听宣旨太监宣读圣旨。当听到“加太子少保、赏银三万、赐蟒袍玉带”时,众将脸上都露出了喜色,这是莫大的荣耀和实惠。
然而,当听到“乘胜进击,速解开封之围,朕寄予厚望”时,孙传庭的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,叩谢皇恩的动作也显得有些僵硬。
宣旨太监完成使命,领了赏银,便匆匆离去,似乎也不愿在这前线多待一刻。众将起身,李栖凤拿着那份明黄绫面的圣旨,走到孙传庭身边,语气复杂:“督师,朝廷这……这是要咱们立刻进军啊。赏赐虽厚,这压力……”
“这不是赏赐,这是催命符。”孙传庭的声音冰冷,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疲惫与讽刺。
他接过圣旨,目光落在最后那些激昂的措辞上,嘴角泛起一丝冷笑,“朝廷,这是要我们去送死。”
他早就料到会如此。崇祯的性格,他太了解了。急躁,多疑,好大喜功,受不得挫折,也经不起等待。见到一点胜利的苗头,就恨不能立刻变成燎原大火,烧尽所有敌人,全然不顾这火星是否足够,柴薪是否潮湿。
郏县一场规模有限的击溃战,在崇祯和朝廷诸公眼中,恐怕已不是“小胜”,而是“大捷”,是“流寇弹指一挥可破”、“孙传庭能战”的铁证。他们需要这个证据,来安抚自己恐慌的内心,来堵住朝野非议的嘴巴,哪怕这个证据背后,是万丈深渊。
“那咱们……真要遵旨进兵?”李栖凤试探着问,眼中也有忧虑。
“进兵?”孙传庭走到悬挂的大幅河南舆图前,手指沉重地点在郏县的位置,然后向东、向南、向西缓缓移动,“往哪里进?东面是襄城,李过败退的方向,顺军必有埋伏,此乃无疑;南面是舞阳、泌阳,一马平川,无险可守,利于顺军骑兵纵横,我军以步兵为主,野战吃亏;西面是洛阳,早已落入贼手,且有重兵;北面是黄河,天堑阻隔,无路可走。”
他收回手指,声音沉重如铁,“朝廷以为打仗是儿戏,在地图上指指点点,想进就进,想退就退。却不知这三万将士,是我从潼关带出来的最后一点家底,是大明在西北、在中原最后一点希望的火种。若是在这里折损殆尽,中原怎么办?陕西怎么办?到时候,流寇北上可直逼京师,西边的李健谁去限制,天下还有谁能挡他们?”
许鼎臣在一旁低声劝道:“督师,君命难违啊。若抗旨不遵,朝廷追究下来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孙传庭打断他,疲惫地揉了揉眉心,“所以,我在等。”
“等?”众将不解。
“等第二道旨意。”孙传庭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帐篷,望向了遥远的北京城。他太了解他那位皇帝了。第一道旨意,往往是在情绪最激动、最不理智的时候下达的,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急躁的催促。
但崇祯并非完全的昏聩之徒,在他情绪平复之后,在接二连三收到各地无法调兵、粮饷无着的奏报之后,在他被现实一次次打击之后,他也可能会冷静下来,可能会改变主意,可能会给出一个相对“理性”一些的指令。
他在赌。赌崇祯的兴奋劲过去之后,会被残酷的现实浇醒;赌朝廷内部关于粮饷、关于调兵的争吵,会传到皇帝耳中,让他意识到孙传庭面临的困难并非推诿;赌在开封可能已经陷落(他心中已有此预感)的消息最终确认后,皇帝会重新考虑战略。
但这个赌注太大了。赌赢了,或许能争取到一些回旋余地;赌输了,他就是公然抗旨,贻误军机,轻则夺职查办,重则……性命难保。
“传令全军,”孙传庭最终做出了决定,声音恢复了将领的果决,“加固郏县营寨,深挖壕沟,多设鹿角拒马。斥候加倍派出,不仅要探查襄城方向,对通往潼关的来路,也要加强巡视,警惕顺军断我后路。各营清点剩余粮草,严格配给,从即日起,口粮减两成。对外……就说将士连续征战,需要休整数日,恢复体力。朝廷若再有旨意或文书催促,一律回复:正在整备,伺机而动。”
这是拖延之策。能拖一天是一天,能拖一刻是一刻。他现在最需要的,就是时间——时间等待朝廷态度的可能转变,时间观察顺军的真实意图和下一步动向,时间让这三万疲惫之师稍微喘一口气。
命令传达下去,明军开始在郏县内外忙碌起来。挖掘冻土的叮当声,搬运木石的号子声,给这座死气沉沉的空城带来了一丝紧张的活力。士兵们虽然不解为何打了胜仗不乘胜追击,反而要挖沟筑垒,但军令如山,也只得执行。只是私下里,难免有些议论和不解的情绪在悄悄蔓延。
接下来的几天,孙传庭如同走在悬崖边的钢丝上,每日心神紧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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