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日，郏县明军大营。
连日的休整，并未能真正缓解军队的疲惫，粮草短缺的阴影日益浓重。孙传庭终于等来了朝廷的第一道旨意——嘉奖令和催战令。
行辕内，香案早已设好。孙传庭率领麾下主要将佐，跪听宣旨太监宣读圣旨。当听到“加太子少保、赏银三万、赐蟒袍玉带”时，众将脸上都露出了喜色，这是莫大的荣耀和实惠。
然而，当听到“乘胜进击，速解开封之围，朕寄予厚望”时，孙传庭的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，叩谢皇恩的动作也显得有些僵硬。
宣旨太监完成使命，领了赏银，便匆匆离去，似乎也不愿在这前线多待一刻。众将起身，李栖凤拿着那份明黄绫面的圣旨，走到孙传庭身边，语气复杂：“督师，朝廷这……这是要咱们立刻进军啊。赏赐虽厚，这压力……”
“这不是赏赐，这是催命符。”孙传庭的声音冰冷，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疲惫与讽刺。
他接过圣旨，目光落在最后那些激昂的措辞上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“朝廷，这是要我们去送死。”
他早就料到会如此。崇祯的性格，他太了解了。急躁，多疑，好大喜功，受不得挫折，也经不起等待。见到一点胜利的苗头，就恨不能立刻变成燎原大火，烧尽所有敌人，全然不顾这火星是否足够，柴薪是否潮湿。
郏县一场规模有限的击溃战，在崇祯和朝廷诸公眼中，恐怕已不是“小胜”，而是“大捷”，是“流寇弹指一挥可破”、“孙传庭能战”的铁证。他们需要这个证据，来安抚自己恐慌的内心，来堵住朝野非议的嘴巴，哪怕这个证据背后，是万丈深渊。
“那咱们……真要遵旨进兵？”李栖凤试探着问，眼中也有忧虑。
“进兵？”孙传庭走到悬挂的大幅河南舆图前，手指沉重地点在郏县的位置，然后向东、向南、向西缓缓移动，“往哪里进？东面是襄城，李过败退的方向，顺军必有埋伏，此乃无疑；南面是舞阳、泌阳，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利于顺军骑兵纵横，我军以步兵为主，野战吃亏；西面是洛阳，早已落入贼手，且有重兵；北面是黄河，天堑阻隔，无路可走。”
他收回手指，声音沉重如铁，“朝廷以为打仗是儿戏，在地图上指指点点，想进就进，想退就退。却不知这三万将士，是我从潼关带出来的最后一点家底，是大明在西北、在中原最后一点希望的火种。若是在这里折损殆尽，中原怎么办？陕西怎么办？到时候，流寇北上可直逼京师，西边的李健谁去限制，天下还有谁能挡他们？”
许鼎臣在一旁低声劝道：“督师，君命难违啊。若抗旨不遵，朝廷追究下来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孙传庭打断他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“所以，我在等。”
“等？”众将不解。
“等第二道旨意。”孙传庭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帐篷，望向了遥远的北京城。他太了解他那位皇帝了。第一道旨意，往往是在情绪最激动、最不理智的时候下达的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急躁的催促。
但崇祯并非完全的昏聩之徒，在他情绪平复之后，在接二连三收到各地无法调兵、粮饷无着的奏报之后，在他被现实一次次打击之后，他也可能会冷静下来，可能会改变主意，可能会给出一个相对“理性”一些的指令。
他在赌。赌崇祯的兴奋劲过去之后，会被残酷的现实浇醒；赌朝廷内部关于粮饷、关于调兵的争吵，会传到皇帝耳中，让他意识到孙传庭面临的困难并非推诿；赌在开封可能已经陷落（他心中已有此预感）的消息最终确认后，皇帝会重新考虑战略。
但这个赌注太大了。赌赢了，或许能争取到一些回旋余地；赌输了，他就是公然抗旨，贻误军机，轻则夺职查办，重则……性命难保。
“传令全军，”孙传庭最终做出了决定，声音恢复了将领的果决，“加固郏县营寨，深挖壕沟，多设鹿角拒马。斥候加倍派出，不仅要探查襄城方向，对通往潼关的来路，也要加强巡视，警惕顺军断我后路。各营清点剩余粮草，严格配给，从即日起，口粮减两成。对外……就说将士连续征战，需要休整数日，恢复体力。朝廷若再有旨意或文书催促，一律回复：正在整备，伺机而动。”
这是拖延之策。能拖一天是一天，能拖一刻是一刻。他现在最需要的，就是时间——时间等待朝廷态度的可能转变，时间观察顺军的真实意图和下一步动向，时间让这三万疲惫之师稍微喘一口气。
命令传达下去，明军开始在郏县内外忙碌起来。挖掘冻土的叮当声，搬运木石的号子声，给这座死气沉沉的空城带来了一丝紧张的活力。士兵们虽然不解为何打了胜仗不乘胜追击，反而要挖沟筑垒，但军令如山，也只得执行。只是私下里，难免有些议论和不解的情绪在悄悄蔓延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孙传庭如同走在悬崖边的钢丝上，每日心神紧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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