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B4-09门前，手还按在扳指上。它烫得像一块刚从炉膛里捞出来的铁片，贴着皮肤往下压，仿佛要烧穿骨头。门缝里的黑暗不吸光，也不反光，就那么平平地杵在那里，像一张闭紧的嘴。我没动。
脑子里还在响那句话：“他哭得真可怜。”
我不记得自己哭过。殡仪馆三年，死人在我手下睁眼、抽搐、流黑血，我都没眨过眼。可现在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，闷得很，又空得慌。
我松开扳指。
转身。
没进那扇门。
台阶湿滑，我一步步往上走，脚步踩在青苔上发出轻微的“噗”声。背后那股热劲儿一直跟着，像有根线拴在脊椎上，越往上拉得越紧。我没回头。唐墨的声音还卡在耳朵里——“别去”——但他现在连话都说不全，树根缠着他，说不准是警告还是求救。
我出了地窖。
通道尽头是塌陷的通风井，月光从裂缝漏下来，照出一片灰白。我爬上去，战术背心蹭着水泥边缘，肩膀上的旧伤扯了一下，疼得不厉害，但持续不断。外面是老城区仁济西街，街道断裂，电线杆斜插在废墟里，广告牌一半悬空，挂着的塑料布被风撕成了条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
屏幕亮起，没有号码，只有一行字：“去老城区仁济西街，你该看看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。”
我盯着看了两秒。
这条街我正站在这儿。这短信不是指引方向，是确认位置。发信的人知道我在哪，也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。不是赵九，他守门是为了钱，不会多管一句；也不是周青棠，她要是想传消息，早就在教堂时动手了。
我把手机塞回内袋，抬脚往前走。
诊所离地窖出口不到三百米，藏在两栋塌楼之间，门脸窄，招牌只剩半块铁皮，写着“仁济”两个字，底下“西街分诊点”已经锈没了。玻璃门碎了一地，门框歪斜，像是被人从里面撞开的。我跨进去，鞋底碾过碎渣，发出细碎的响。
候诊厅小，墙皮剥落，长椅翻倒，地上散着病历残页和药瓶。我绕过前台，直接进药房。柜子大多是空的，抽屉拉开只有灰尘和几片干结的膏药。我蹲下身，摸柜台底部，手指碰到一道凸起的金属边——暗格。
弹簧机关老旧，一撬就响，“咔”一声轻脆，在寂静里格外刺耳。我没有停手。这种声音不是防贼，是提醒。设置的人不想让人错过，也不想吓跑来的人。
暗格里躺着一本病历。
封面泛黄，印着“市精神病院附属诊疗点”，右下角有个编号：1999-07-13。我翻开。
第一页写着：
患者姓名：陈厌
性别：男
年龄：7岁
入院时间：1999年6月28日
主诉：夜间突发意识离体、瞳孔灰化、四肢僵直持续三小时，家属发现时已无呼吸迹象，急救后恢复心跳。
诊断栏写着：早期灵媒基因暴走。建议隔离观察。
主治医师签名：沈既白。
笔迹深，墨色重，像是写完又描了一遍。我盯着那个名字看。沈既白。这不是第一次见。六年前我在黑市换镇定剂，药贩子提过一嘴：“有个医生往清道夫部队送药，专治灵雾后遗症，太阳穴里嵌了铅块，疯得不轻。”当时我没在意。现在这个名字落在纸上，和我的七岁绑在一起。
我翻下一页。
空白。
再翻，还是空白。整本病历只有这一页内容，其余全是空纸。不是被撕掉，是根本没写。就像有人特意留了这一张，别的都不重要。
我把病历合上，塞进战术背心第二层口袋，紧贴胸口。扳指温度降了，不再发烫，也不再跳动。这里没有尸体，没有亡灵低语，没有记忆涌进来。干净得不像个废墟。
我走到窗边。
窗外下雨了。
不是突然下的，是慢慢渗出来的，先是空气变沉，接着屋檐滴水，然后雨点连成线，打在破瓦片上噼啪作响。街面淹了浅浅一层，水映着天光，灰蒙蒙的。
我靠在墙边，右手习惯性摸向扳指，指尖碰到了它，冰凉。
眼角忽然扫到一点动静。
巷口。
一个人影，披着旧式医用雨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背对着诊所，站在积水里。他不动，也不走，就那么站着，像在等什么。雨下得大了，水花溅在他脚边，他也没挪一步。
我推窗。
木框卡住，用力一扯，整扇窗户差点脱落。我翻身出去，落地时膝盖微屈，避开一处塌陷的井盖。雨水立刻打在脸上，冰冷刺骨。我朝着那人影冲过去，步伐稳定，没有加速，也没有喊。
他停下脚步，开始走。
不是逃，是离开。步子很慢，雨衣下摆随着动作轻轻晃。我追到二十米内，能看清他肩宽和身高，和沈既白档案照差不多。但他没回头。
转角处，风猛地吹起雨衣一角。
我看见了。
下摆边缘缝着一块方形铅块，约莫指甲盖大小，用粗线密密匝匝钉在布料上。这种改装方式我见过。铅片防灵雾渗透，但人体吸收有限，有些人就把备用铅块缝在衣服各处，增加屏蔽面积。沈既白就是这么干的。他在自己太阳穴植入铅块，也在外套、裤子、甚至鞋垫里加装过微型铅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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