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震在值班室坐了整个上午，把老周抽屉里能找到的旧考勤表全翻了出来。不是找自己的——是找秦广林的。老周在院子里擦那辆永远擦不干净的吉普车，隔着窗户能听见抹布在引擎盖上反复摩擦的沙沙声，节奏很慢，像是擦的不是灰，是某种擦不掉的东西。唐震把考勤表一张一张摊在掉漆的桌面上，手指按着纸张边缘慢慢往前推。纸已经发黄发脆，圆珠笔的字迹有些已经洇开，变成一团团模糊的蓝色斑点。
秦广林的考勤记录停在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——不是戛然而止，是被人用红笔在整个名字上画了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框。画方框的人手很稳，四条边线笔直，像是用尺子比着画的。其他去世的老职工的考勤表上没有这种方框，只有秦广林的名字被框起来了。框住他的名字的红色墨水，和框住“外勤，直调”那个红圈用的是同一支笔。同一个人的手笔。
唐震把那张考勤表单独抽出来，折好放进夹克内袋。他刚要把剩下的表塞回抽屉，走廊里传来一阵湿滑的脚步声——不是胶鞋底，是某种更软的东西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带着水。老周从院子里走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块灰扑扑的抹布，脸上的表情让唐震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不是在院子里擦车的悠闲，也不是半夜聊秦广林时那种压着嗓子的谨慎。是一种唐震在他脸上只见过一次的表情——那天湿尸被发现，小刘推门进来报信时，老周就是这个表情。厌倦。不是对事情本身的厌倦，是对自己接下来必须说出口的那些话的厌倦。
“码头派出所刚打来的电话。”老周把抹布搁在桌角，抹布和桌面接触时发出一声湿黏的闷响，“江边又发现东西了。不是尸体——是一个活人。”
唐震说活人打什么电话。
“活人是活的。但活法不太对。”
老周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。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然后缸子被搁回桌面，缸底和木头碰出一声比平时更沉闷的响。“码头派出所的人说那个人在江边站了一早上。下雨的时候站在那里，雨停了他还站在那里。手里撑着把伞，雨停了他也不收。问他话他不答。眼睛是睁着的，但眼珠子不会转。民警以为是个聋哑人，想把他带上车，走近了才发现——他脚底下没有影子。”
唐震看着老周。
“大中午。太阳正毒的时候。他站在日头底下撑着一把黑伞，脚底下一片光。整个人像是一张贴在阳光底下的旧照片，颜色有，深度没有。”老周把搪瓷缸端起来又放下，手指在缸沿上无声地敲了两下，“派出所的人不敢碰他。他们叫了防疫站的人，防疫站的来了也不敢碰。最后找了根竹竿远远地碰了一下那把伞，伞倒是实心的，但碰到伞面的时候竹竿头上沾下来一层东西——不是水，不是雨，是一层极薄的、灰白色的粉末，像碾碎的蛾子翅膀。”
唐震站起来，把手电筒插进裤子口袋。考勤表在夹克内袋里发出纸张被挤压的轻微声响。“伞是实心的。人呢。”
“没人敢碰。他们拿竹竿碰了碰那人的肩膀，竹竿直接从肩膀穿过去了。”老周抬起头看着唐震，浑浊的眼珠里倒映着值班室四十瓦灯泡的黄光，“不是穿过去——是肩膀在那个瞬间变成了透明的。竹竿穿过身体的时候，那人抖了一下，像水面被风吹皱了一样从头顶往下抖到脚底。然后竹竿拔出来，肩膀又恢复原样。竹竿头上沾了同样的灰白色粉末。防疫站的人说那粉末不是灰，是某种有机物的残渣——像骨灰，但比骨灰更细，细得用手一捻就没了。捻完了手指上留一股味道，用肥皂洗了三遍都没洗掉。说闻起来像是烧过的头发泡在死水里。”
老周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值班室门口，把门推开一半。江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带着那股越来越熟悉的、陈年檀香混着药汤的苦味。“码头派出所的人说话的时候，旁边有个老民警说了一句。他说他见过这种人——二三十年前的事，在歌乐山那边的川东制药厂。药厂有个车间常年锁着门，门口挂了个牌子写‘闲人免入’。有一年夏天，门锁被人撬了，进去的人发现车间里站着好几个这样的人。撑着伞，睁着眼，不会动。药厂的人说那是‘还没烧完的废料’。后来车间被重新锁上，换了一把更大的锁，门上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。那个老民警说，他以为那些东西早就被处理干净了。”
二三十年前的川东制药厂。唐震记下这个名字。和秦广林在楼梯间被翻过的档案一样，都是旧事。但这些旧事正一桩一桩地往外冒，从江水里，从档案袋里，从老民警的记忆里，像被什么东西从地底下一点一点地往上推。“伞是谁给他的。”
“老民警说他记不清了，但他说了一句很怪的话——‘撑伞是怕他们走丢’。那些旧药厂里撑伞的人，每一个的伞柄上都用细绳子拴着一块小木牌，木牌上写着编号。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药厂的人自己看的。那些人站在车间里，一站好几年，伞撑烂了就换一把新的，但人从来没动过。”老周吸了口气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今天江边那个手里也撑着伞，伞柄上也有块木牌，写了编号。派出所的人看不清编号的笔画——竹竿不敢往上碰。但老民警看出来了，他说那个编号不是普通的数字，是——负二层，零六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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