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八点，商陆把七份联系方案拆成了七个文件夹。
每个文件夹里只有三类材料：身份复核、现实医学复测说明、是否愿意接触伶姝的单独选项。没有“七情患者”这个称呼，也没有无门当铺、悲印或拆魂。尚未被证实的解释，不该先塞进当事人的自我认知里。
伶姝坐在观察室外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访客登记本上。前台终端没有识别她的身份证，人工核验用了四分钟。她把异常时间记下，没有让商陆为她跳过流程。
第一通电话打给程野。
病历上写他失去恐惧，曾在车辆迎面驶来时继续过马路。接电话的是他的母亲，开口便说：“你们快把他治回来，什么都可以签。”
商陆没有接受这份授权。
“程野成年，能不能参加复测要先问本人。”
“他根本不知道怕，怎么知道自己需不需要治？”
“缺少一种情绪，不自动等于没有决定能力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传来男人的声音：“把免提关了，我自己说。”
程野先确认来电单位、警号和回拨方式，然后问复测会不会改变他现在的状态。商陆回答只做访谈、量表、影像和既往用药核查，任何干预都需另行同意。
“那个修东西的女人也来吗？”程野问。
伶姝听见自己的职业被提到，没有接话。
商陆说：“你可以选择见或不见。她不是医生，也不会参与第一次复测。”
“我不见她。”程野答得很快，“但我愿意做检查。先把我为什么变成这样查清楚。”
商陆在“拒绝接触伶姝”一栏打勾，又让程野用自己手机完成回拨确认。母亲几次想插话，程野都要求把问题说完。他能理解风险、比较方案，也知道拒绝不会影响警方调查资格。
第一份选择成立。
第二通电话无人接听。第三名患者的号码已经停机。第四名患者家属要求先看全部材料，第五名明确拒绝任何联系，第六名同意只与医生会谈，第七名在听见“十七分钟情绪评估”后挂断电话。
没有一张整齐的同意表。
身份复核也没有想象中顺利。七份病历里，两人的住址仍指向已经拆除的春回职工宿舍，一人的身份证号末位被手工涂改，另一人的紧急联系人三年前就已去世。商陆让户籍、医院和当事人分别确认，不允许用春回服务器里的同一份记录互相证明。
一名年轻警员问，既然七份病历都写着“治疗完成”，为什么不先把人叫来统一说明。
商陆把分组表翻到背面：“因为这张纸是嫌疑机构做的，不是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。”
伶姝在旁边补了一条工作规则：任何患者拒绝接触她后，她不得通过旧物、照片或亲属转述绕过拒绝。即使悲印共振先找到对方，也只登记位置异常，不追踪个人。
规则写完不久，她胸口的牵引忽然转向城西。第五名明确拒绝联系的患者正住在那里。伶姝把时间和方向封进不可见附件，没有查看地图。
这是第一次，线索主动送到她面前，而她选择不接。
中午，商陆把结果贴到白板上：一人同意复测并拒见伶姝；一人完全拒绝；一人仅同意医疗会谈；其余待核实。顾芸坐在证人席旁，提出可以把自己收到预约卡和授权书的经过录成说明，但不接触七名患者。
“我不能拿我的选择劝他们。”她说，“只能告诉他们，合同里可能藏了什么。”
伶姝把这句话记入披露材料。顾芸的经历可以成为事实来源，不能成为压力。
下午，医院伦理人员审查复测方案，删除了“恢复情感功能”的目标，把目的改成“确定症状、风险与共同流程”。商陆又加上一条：拒绝复测不影响后续获得病历副本和撤回授权。
洛七通过离线录音听完整个流程，只说：“主秤不会等这么久。”
“那是主秤的问题。”伶姝回答。
她没有进入任何一名患者的病房，也没有触碰病历中的旧物。悲印在春回地下层持续发出极轻的牵引，像有人隔墙敲击修复台。她每听见一次，就在表上写一次，没有循着声音离开医院。
傍晚，程野完成首次视频评估预约。他仍拒绝见伶姝，却同意警方查看三年前的治疗合同。
合同上传后，签名页显示程野本人签过初次评估。
续约页也有一个“程野”。
可那一页的签署日期，正是他因交通事故昏迷的第二天。
更奇怪的是，续约范围不是一年。
是“至情绪功能自然恢复为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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